草地“方向之争”，红一方面军4人赞成张氏，主席事后如何处置

作者：相忘于江湖

1960年，美国作家兼记者埃德加·斯诺第三次见到主席。

在一次长谈中，这位老朋友毫无顾忌地问了主席一个敏锐的问题：

在您一生中，最黑暗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？主席思索良久，最后回答斯诺，是草地“方向之争”：那还是在1935年长征过草地，与红四方面军的斗争。红军面临危险，甚至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战争。

1960年的中国，可谓“内忧外患”：国内，正面临着困难的时刻；国外，和苏联的关系也逐步降至冰点，苏联宣布撤回援华专家。但是，在主席眼里这些都不是最难的。

主席伟大一生，“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”，从来都是“不管风吹浪打，胜似闲庭信步”。让主席感到人生至暗的时刻，一定是难到了极致。那么，25年过草地的时候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
一、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，有喜也有忧

1934年10月，红一方面军主力8.6万人（对外称10万），渡过于都河，踏上前途未知的大转移。突破四道封锁线尤其是湘江后，只剩3万人。遵义会议以后，主席重掌兵权，力挽狂澜，四渡赤水河、飞夺泸定桥，摆脱了遭敌围追堵截的极端不利局面。

但是，红一方面军原定和贺龙、萧克的红二、六军团会师的计划落空，只好一路沿金沙江北上。在离开江西苏区8个月后，1935年6月，在懋公和离开川陕根据地3个多月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按照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的指示，红四的先遣部队余天云、李政委的红30军，不但给饥寒交迫的红一的“老大哥”带来了大量的青稞饭、包谷面，还有一些牛肉、羊肉、洋芋片等“奢侈品”。

红30军还在欢迎现场和沿途张贴了大量的欢迎标语，其中就有“欢迎红一方面军三十万大军”。原来，红四的负责人判断红一既然是“老大哥”，怎么也有红四的四五倍，可不就是三十万！

两军会师时，红四8万余人，宣称10万人，张氏询问红一方面军的兵力时，朱老总如实相告：兵没有多少了，只剩下骨干架子1万多人，其中还有许多挂彩的、生病的，战斗力早已大不如前了。

闻听此言，旁观者李德看到，“红四方面军身材高大、四十多岁的主人，态度越发显得自负”。

二、两军“蜜月”很快结束，张氏到处“做工作”

两军会师是喜事，但有的人欲壑难填，“蜜月”很快就结束了。

两河口会议，参会16人，除红一方面军将领还有红四的张氏，会议决定两军统一指挥、共同北上。但是，感觉“兵强马壮”的张氏，多次坚持南下川康，在会上迫于压力同意北上。会议一结束，就马上反悔，还在背地里做起了“工作”。

所谓“工作”，就是拉拢红一方面军的将领，军团以上级别都受到重视，像红一军团林、聂，红三军团彭总，红五军团董振堂、李卓然，红九军团的罗炳辉、何长工，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邵世平等。

单独的请客吃法，是比较普遍的方式。但是，同样的手段，结果大不相同。

红一军团，林军团长年方28岁，在年长10岁的张氏面前，经验有所欠缺，差一点着了道。幸亏身边有个老练的搭档聂政委，几次提醒让林看清形势。直性子的彭总和董振堂，根本不吃张氏那一套。

但是，有4位红一方面军的将领，却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张氏的影响。

何长工

三、支持“南下川康”的4位名将

两军会师时，红一万余人衣衫褴褛，粮弹奇缺。

红四方面军8万兵力，对外号称10万，军装齐整，兵精粮足，和红一方面军相比，可谓天上地下。北上气候恶劣，目的地也是未知数，当时还没发现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。南下川康，天府之国物阜民丰、物产富足。

长征中，红一方面军过湘江，大功率电台被炸，和莫斯科失去联系。张氏参加过莫斯科的大会，看起来比土生土长的主席“高大上”。张氏执掌鄂豫皖和红四4年多时间，可谓“一言九鼎”。

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4位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支持了“南下川康”。

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，从苏联回国后任苏区秘书长协助毛、周，长征中任殿后的红五军团政委（刘伯承降任参谋长）。遵义会议，支持主席重返指挥岗位，但在过草地时却未看清形势。

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、政委何长工在卓木碉会议上，赞成南下，违背了“两河口会议”精神。罗炳辉出身滇军，是电影《从奴隶到将军》罗霄的原型。在“北上”和“南下”问题上，他将彭绍辉写给朱老总的纸条交给了张氏。

政委何长工，是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和“朱毛会师”的功臣人物，而邵式平和方志敏共同领导了戈横暴动和创建闽浙赣根据地，虽然年龄比主席小7岁，仍被称呼“邵大哥”。两人的态度，最让主席伤心。

罗炳辉

四、主席的处理态度是“往前看”

在最不利的时刻，部下出现摇摆，古代的军队不乏其例。

在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只有几万军队的曹操和河北大军阀袁绍在官渡对垒。双方互有攻守，但是粮草吃紧的曹营肉眼可见的渐渐不支，有很多文臣武将都暗地里给袁绍写信“表忠心”。

但是，会用人的曹操因为袁绍的刚愎自用，乌巢粮草被烧得一败涂地。战后，一代奸雄曹操显示名将的宽大胸襟，命令将缴获通敌的通信一把火烧之，既往不咎。

这跟《大宋提刑官》里，糊涂透顶的宋皇一把火烧光八大箱官吏贪败罪证不一样。

在红军中出现这样的立场摇摆，主席事后是如何处理的呢？

左右路军气氛紧张时，彭总只带了一个团先期北上，追赶的李特等人甚至要武力挟持主席等人回来，关键时刻，反围剿时的“罪人”李德立了大功，他一把抱住李特，让主席和彭总等人先行离开。

后来红四方面军在“百丈关”遭受重挫，随后一败再败，8万大军损失过半，只有返回头来北上，这才有了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。大会师以后，主席对这4位名将一概既往不咎，“向前看”。

五、四位名将的最终结局

幡然醒悟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，后来参加了西征河西走廊。

西征部队在马步芳、马步青等“地头蛇”的“兜剿”下，既无援兵又无退路很快陷入绝境。董振堂和红9军在高台壮烈牺牲。李卓然在陈昌浩、徐向前回陕北汇报的情况下，带领420余人入疆。

主席对李卓然的回归鼓励有加，抗战时期和解放时期，一直让他分管宣传工作。建国以后，李卓然任马列学院院长，后在宣传战线，1989年11月9日逝世，终年90岁。

红九军团的军团长罗炳辉，抗战时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、新四军2师副师长。解放战争爆发前，任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，1946年6月因病去世，年仅49岁。如不牺牲，有望授大将军衔。

何长工，后任延长、延川河防司令员兼政委、抗大副校长、东北军政大学校长、军工部部长，建国后任地质部副部长、军事学院副院长等。1987年12月29日，在京逝世，享年87岁。

邵式平

邵式平，后任陕北公学教育长、抗学二分校副校长、晋察冀边区粮食局局长。抗战胜利后，任华中办事处主任。1946年任辽吉省、嫩江省军区副政委。1949年6月，主席点将出任江西主席。

1965年3月24日，邵世平在南昌逝世，享年65岁。